聖嚴法師的期許(一)

如何研究我走的路

2006年10月18日

講於台北圓山飯店首屆「聖嚴思想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閉幕致辭

◎聖嚴師父

 

  一個人的思想,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從不同的身分、立場去解讀,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要為「聖嚴思想」定位,只能描述出大意、輪廓,而不容易有一個精準的聚焦、明確的定位。

 

我走的路:結合印度佛教和漢傳佛教

  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佛教界是以太虛大師、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主流。當時臺灣佛教界大約有三、四十年的時間,幾乎一面傾向以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依歸。在那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我也順隨潮流,追尋印老的思想,因此,我受到印老思想的影響,可謂相當之深。

  我十分感恩印順長老帶給我的啟發,然而我走的路,一開始就跟長老不同。我走的是太虛大師的路,也是我師父東初老人的路,因為我認知到:漢傳佛教的包容性、涵融性及適應性,可以順應我們這個時代,發揮其普及化、人間性及人性化的功能;而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觀、唯識,雖然哲學觀念很強,但應用於人間,其普遍性及生活化的推廣、應用,則仍有商量的餘地。

  事實上,釋迦牟尼佛在人間出現,就是希望我們將他的教法活用在生活上,融入生命之中,並普遍在人間推廣,而非僅僅讓少數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學者進行思辨、研究分析之用。基於這些認知,我選擇了漢傳佛教這條路。

  將佛法普及於人間,是漢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不過,禪佛教本身的理論依據,與原始印度佛教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其他宗派交互影響,因此我走的路,便是將印度佛教和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結合起來。

 

我的工作:分享佛法給各階層的人

  我個人雖然擁有博士學位,但是我既不是學問家,也不是專門學者。我不是為了博士學位出國留學,我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使漢傳佛教的佛法在這個時代、在今天的社會,能為各階層的人士所接受、所分享。

  我的博士學位確實發揮了用處,而且不只在東方社會有用,在西方社會一樣受用,譬如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可以進入美國大學校園演講,也由於這樣機緣,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求學的史蒂文生(Dr. Dan Stevenson)和于君方教授,便跟我這個博士和尚修學禪法。

  不過我仍要重申: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專研某個領域的專家,然而到目前為止,也的確寫了、講了一百多冊著作。這麼多書,我究竟寫了些什麼?

  有些學者讀我的書,覺得面向太紛雜,不知道從何研究起。這次活動的主辦人楊蓓教授曾向我表示:「師父寫了上百冊的書,教我們從何研究起?主要的綱目是什麼?從何研究法?這麼多的內容,怎麼研究?」為我編撰《七十年譜》的林其賢教授他大概看過我所有的著作,但是關於我的思想次第、思想脈絡,則未必清楚;其實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無法回答。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一心只想要把佛法分享給人。過去很多人寫的佛教文章,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得懂,我則希望把佛法分享給每個人,即使是小學、中學生,也都能看懂。譬如我在錄製的電視節目中,很少講專有的佛學名詞,因為如果我講了那些名詞,觀眾的接受度一定很有限。

  記得在英國的時候,我的第一位西方法子約翰.克魯克(JohnH. Crook)說:「師父有一項天賦,那就是能將艱深的佛學名詞和觀念,轉變成淺白易懂的現代語言,讓一般人都能接受。」他真是我的知音,因為我做的工作就是這些。

 

自我定位:一個帶動思想的人

  我不是學問家、不是學者,但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教思想家。思想家的責任,就是先設想別人還沒想到的事、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的事,以及尚未有的解釋法。

  譬如今天的臺灣社會需要什麼?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我看到臺灣社會的問題後,會從佛法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想法,我提出的觀念和想法,通常都能適時引導社會的風氣、思想,以及引導社會觀念的轉變,因此對社會產生了一些影響力。

  西元兩千年以後,我出席了多場國際會議,與跨宗教、跨領域的領導人士接觸、座談、討論及交流。在出席每場會議之前,我總是思索:「會議目標是什麼?」「有哪些人參加?」「希望達成哪些效果?」

  而因為設想到這些,所以每次出席的國際會議,我的發言常有「一鳴驚人」的效果,而且能夠止息爭論,大家也經常把我的發言當成了會議結論。

  不管是臺灣的佛教史也好,中國佛教史也罷,還是現在的世界佛教史,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帶動思想的人、帶動這個時代往前走的人。

  已經走過的歷史,需要去檢討,但光檢討並不夠積極,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重要的是要往前走,走出一條新路來,走出一條別人尚未設想的康莊大道。以漢傳佛教來說,如何走出一條新路?到目前為止,漢傳佛教在國際場合鮮少曝光,出家法師更是不容易看到,因此這幾年來,法鼓山非常重視年輕法師和青年居士的培植,希望增強漢傳佛教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這是漢傳佛教的希望。

  此外,法鼓山也積極和世界各國、各界、各層面的人士交流,並參與、主辦各式各樣的跨宗教、跨國際會議,這些都是幫助漢傳佛教增加國際曝光度的方法之一。

 

關切的事:佛教薪火的承傳

  在我六十歲那年,才創立法鼓山,才開始建設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當時,法鼓山工程緊鑼密鼓,我自己也有各式各樣的弘法行程,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每年我還是出版兩、三本著作。

  我為什麼寫這麼多書?目的是為了分享佛法,用佛法來因應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需要。

  出書的另一層目的,是希望留下今天這個時代的佛教文明、佛教發展軌跡。我最關切的,永遠都是佛教薪火的承傳,因此,無論是訪問中國大陸,或是在歐美各國演講、主持禪修,我都會用心觀察當地的佛教訊息、發展,試圖瞭解佛教在這個時空環境中留下的歷史軌跡。

  例如,我在日本留學六年期間,雖然非常忙碌,但仍抽空到處觀摩,為當地的佛教留下紀錄。在那期間,我寫了一本書《從東洋到西洋》,後來成為臺灣,乃至中國大陸許多法師到日本留學的行前指南。

  為何在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我還要將當時的日本佛教寫成一本書?因為當時的臺灣佛教界,很少人關心日本佛教的發展,由於我這本書描寫日本當時的佛教教育、文化和宗教現況;書出版後,帶給臺灣社會一些參考和省思,開始有人重視日本的佛教現況,也發現臺灣佛教界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努力。

  之後我每到一個地方,大概都會寫一本書,不是我有寫作狂,而是我有一種不得不然的感受:我要把佛法分享給人,我想為當代佛教留下紀錄的痕跡。

 

唯一目的:將佛法介紹給現代社會

  至於怎麼研究我這個人?其實很簡單,我既然不是學問家,所以不要把我當成一名學問僧,不一定只研究我的學術成果──雖然我曾撰寫十多本研究性著作。建議應從更多元性、實用性、需要性的角度,來研究我聖嚴這一生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推動的任何一項工作,我的目標都相同。譬如我寫了百餘冊的書,雖然時間點不同、材料不同,寫作的角度不同,涉及的廣度及深度也不同,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藉由各種層面,將佛法介紹給現代社會。

  例如,早期所寫關於戒律學的書,是觀察到當時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出家人多半不懂戒律;講戒律的人也都在咬文嚼字、食古不化,只講究枝微末節,不重視現實生活的實用性。所以,我開始著手研究戒律,先出版《戒律學綱要》,後來又集結出了《律制生活》及《菩薩戒指要》。過了這段時間之後,由於風氣已經改善,我就不再專攻戒律了。

  另外,約在三、四十年前,當時的基督教、天主教都對佛教提出嚴厲批判,認為佛教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在這種情況下,我陸續寫了幾本宗教學的書,包括《基督教之研究》、《比較宗教學》,同樣地,過了那段時期,我就不再寫了。晚近幾年,我非常關心跨宗教的交流合作,與各宗教的領袖們對話,現在我們已是可以攜手合作的朋友。

  此外,早期華人世界缺少佛教歷史的常識,也缺少反省能力,更不知佛教的盛衰,因此我也寫過一系列佛教史的書。至於禪修的書,其實一開始禪修並不是我的本行,我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名禪師,只是到了美國以後,遇到有人對打坐很有興趣,於是我向他們說:「沒問題,禪修我懂!」結果他們真的來跟我學打坐,我也因此成為禪師了。我講禪修的英文書,從此一本接著一本出版。我在西方帶領禪修之後,漸漸地,臺灣也有人希望我指導他們打坐,所以我就在美國、臺灣兩地跑,在兩地主持禪修。

 

基本立場:漢傳佛教的禪佛教

  研究我這個人的思想,可以從禪修理論及方法、戒律的觀念、宗教學、歷史等角度,或是淨土、天台、華嚴的角度;也可以從我對佛經及祖師的諸種講錄、注釋、考詮的角度;還可以從慈善救濟、社會關懷、兩岸交流、世界和平、佛教復興等,以及我所從事的四種環保、三大教育、心五四運動等角度,分別來研究我的思想。不管從哪一個角度,漢傳禪佛教是我的基本立場,也就是融攝各系諸宗乃至內外,使佛法普行、普攝、普化的功能,能超越一切界限。

  我所創的「中華禪法鼓宗」,並非要否定一切、獨尊自宗;相反的,是要結合一切,而與今日乃至未來的世界佛教接軌。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所以我對建僧的努力、對護法團體的組成和發展,都是在此原則下進行,這些都可參考我相關的講稿。所以我說,我不是學問家,但承認自己是一名宗教思想家,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研究我,可以從《法鼓全集》找到各個主題的相關資料。

  我對明末佛教的研究,在國際佛學界有一定的定位;我的禪學系列中英文講錄,在國際上也頗受重視;我的傳記及遊記,也有其史地的價值;我寫佛教入門書、宗教批判書、序文、悼文、短評、隨筆,以及有關將禪活用在生活中的演講稿,尚有超過十家報章、雜誌、電視、電台進行專欄刊載或訪問,這些過程和結果,均可看出我對活用佛法、對現代人間的用心。

 

我的存在:不專注某一特定領域研究

  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好好地生活,生活在當下;少煩惱、少造業;增智慧、增慈悲。基於這樣的中心思想,在我的書裡,既講「空」,也講「有」,譬如漢傳佛教的主流,無論天台、華嚴、禪及淨土等,都是講有佛性、如來藏;所依諸經《楞嚴經》、《圓覺經》、《法華經》、《涅槃經》、《華嚴經》和《維摩經》等,都是講「有即是空」。此外,我對太虛大師的「大乘三大系」及印順長老的「大乘三大系」,每一系都涉獵,但每一系都不深入,因為我不是學究型的專門學者,我只借用自己需要的部分,用不上的便不去研究。

  我這一生一世,從來沒有鍾情或專情於哪一門學問,如果我有某一宗、某一派,或某一經一論的終身立場,今天的聖嚴法師便是不存在了;或許可以說,聖嚴法師的存在,就是因為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