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史以來所參加過最精彩、細緻、深入的一次研討會——不可思議地目不暇給！ 學者背景以兩岸三地為主軸，歐美各地為延伸，所論述的立場和觀點，多元之中潛藏衝突張力，銳利交鋒之中又緊密相依。若從主題脈絡來看，或可視為2016年七月份《歷史想象與現代性語境研討會》更刨根究底的精緻化續篇。 形式上很少見——以约八十分鐘、三到四位與談人和大眾共同提問和討論同一篇論文——實不亞於碩、博士論文正式答辯的 intensive setting。 來自各領域的與會學者，在長達兩天半、馬拉松式的耐力考驗，以及不斷輪番上陣正面交鋒的應機對答挑戰之下，還能不分彼此同心協力，凝聚腦力和研究經驗，只為把近現代佛教歷史發展，相關社會、政經問題論辯清楚！那份知識份子社會責任感的熱切之心，真是久違了！光是氛圍就令人振奮！ 全球華人圈主要生活場域——兩岸三地——以及歐美各地的學者們，從最關心和憂心的主題展開：受到西方實證思維和資本主義的話語權壓力，乃至日本宗學和方法論的影響，面臨被邊緣化乃至誤解扭曲的漢傳佛學研究和佛學教育，如何才能重新找到佛學知識建構和學術場域的定位？並且向下傳承？ 在此大哉之問面前，學者們就當代現象交流彼此的觀察之後，再一起回到百年前的歷史脈絡，話說重頭！來自海峽對岸的宣老師和歐洲的汲老師都同意，佛學正如其他宗教的研究，不可能純然地保持價值中立，也不可能脫離個人信念和實際體驗的詮釋，僅參照西方學術習慣，以實證批判的客體來研究。內容結構和學術方法規範之間的張力、宗教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論述之間的消長、甚至是現實資源緊缺環境下的存在危機，也成為在座學者一致同意的深層焦慮。 論壇最精彩之處，是不同領域、地域的學者，透過討論而漸漸形成同一問題意識，並揉入多元見解的對話過程，使得共構論述變得更為豐厚：來自大陸（北方）的宣老師，主張回到漢傳佛教自身的根本之學。經過反覆釐清、萃取之後的研究結果，才能成為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石。來自大陸（南方）的龔老師，則認為印順導師所強調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實務上不太可能。佛學研究仍然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的脈絡下來看待，才能從中找到佛學發展和教育上的關鍵癥結——南北兩方的觀點恰恰形成論述上的張力！佛學研究、教育和社會時代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於焉成為論壇新一輪的問題焦點。 舉例來說，法鼓文理學院鄧老師目前所面臨的佛學人才培育方向之難題，在古典與后古典、法教（teachings of buddhadharma）與個人修證體驗，也就是所謂的「解行並重」之間，嘗試尋找更有競爭力的教學配置策略，但似乎仍在各種頭緒中莫衷一是：現行不同學科方法論的整合，和藏、印、漢傳分組的教學，可能割裂了知識領域的一體性，也使得漢傳的特色難以凸顯；而佛教現代主義的隱憂，更可能導致本末混淆——不知不覺仰賴科學與現代實用功能主義的立場來證明宗教的價值。於是在培養研究型學者、宗教師、博雅教育以及符應現代性目標之間，即使透過整合策略，似乎仍無法解決傳統經典與現代性之間張力的明確方向。就此而言，政大的林老師認為此瓶頸可能源於「進化-發展」的線性思路所局限。從而建議以「多元主義」、差異並存的角度，重新思考教學目標。林老師認為關鍵之處應從更根本的角度，釐清基本訓練的重要元素，例如語言訓練、經典掌握能力，以及清楚定義教學的產品究竟為何——學生抑或研究成果——作為適當的切入點。而所謂再脈絡化，若放到整個國際平台和包括印、藏、漢傳的整體佛教框架下來看，教學定位和學科多元並存的結構便能看得更清楚，自然能夠吸納、包容更豐富的人力和論述資源，不必限於單一的方向或目標。 面對眾多脈絡並存的整合策略，是否以多元主義的角度來調整，便能突破瓶頸呢？ 宣老師的補充很有意思：現代和傳統本就是無法相互化約的，教學策略的思維高度應該「立乎其大」，甚至是跳脫時代的 timeline, 從佛學「緣起性空」和菩薩人格的培養，作為佛學和學術發展的源動力。瑋泓老師則進一步提出，如何讓多元主義的佛教教育成為可能，關鍵在於開放性的態度，也就是在通識和博雅的平台上，如何保有佛學本身意涵的宗教性。 討論至此，老師們似乎漸漸把問題意識從現象的混沌拉回本質的思考，同時也回到佛法本身意涵的應用——多元和開放——一定程度上跳脫了預設的問題格局。換句話說，若能準確把握住佛法精神的核心，即使廣泛應用，外在現象上的去宗教性和世俗化，不一定必然成為問題。劉老師則以基督教的傳統為例，其教會和學院體系彼此獨立又相互反饋，形成健康的張力不無可能。 透過老師們的對話，共構的問題思路漸次聚攏，彼此之間的共識呼之欲出，但如何執行和規劃仍然是一大考驗。問題回到第一線執行者鄧老師的身上，他認為「後古典」本身就包含多元性，但方法論不應該各走各路，還是需要交流、整合；至於博雅教育的基礎之上再延伸佛教宗教性的教育目標，很可能會和一般大學趨同，如何凸顯佛學的特色仍屬未決的瓶頸。如此一來，多元與整合的策略之間，似乎又形成了另一個層面「張力中的張力」。不論如何，關於佛教教育定位和發展的議題，經過老師們的多元激蕩，仿佛也呈現了一場「后古典式」 的論辯，佛學研究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張力路徑，也在老師們誠摯、細緻但犀利交鋒的對話中勾勒了雛形。更細緻地觀察佛學教育和社會、歷史脈絡之間的互動，「居士教育」是另一個重要的討論主題，不論是佛教傳統或民初的年代，都是相當顛覆的作為。汲老師的報告從「廟產興學」的時代談起，更把佛學受到歷史文化影響的時代連續性辨析地更清楚，同時也把問題的關鍵核心引了出來——佛學教育其實是攸關知識權、話語權，乃至政治權力的複雜動力——是非常社會學傾向的分析角度。隨著汲老師的分析，無形中也呈現了佛學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論述的交叉對話。 百年前清末民初時代，思想上的精彩、時局社會結構的混亂崩解，事實上為佛學與現代教育都賦予了變革的契機。當時身為社會精英的居士，集知識、能力、社會地位與資源於一身，強調「知見為體」和「師者第一義」，翻轉了佛教傳統上僧、俗的地位，成立如「祇洹精舍」、「支那內學院」等佛學教育民間團體，建立佛學知識話語權的地位，使得僧眾弘法與執掌佛學教育的必要性下降。同時，受到當時蔡元培所提倡的理性主義影響，恰好也是傳統儒學教育到現代教育興起的時代轉捩點。新式教育、學術研究的方法和觀念被帶入佛學教育的領域，成為傳統佛學教育幾乎無可抵擋的重大衝擊——這也標誌著時代思潮對傳統佛學場域的影響力，完全不亞於佛學宗教性價值觀和德行傳統對社會脈絡的推動力。 僧眾教育的變革，則是居士教育的另一面。中國各地佛學院的興起，或許也與俗眾進入佛學教育領域的成績有關，某種程度上或也是僧伽教育難以迴避的時代命題。當時除了傳統上的經典教育之外，佛學院的學生仍需要學習其他現代教育的科目，而成為介於新式現代教育與傳統僧伽寺院教育之間的制度，其中僧眾教育的某些精神甚至承襲至今。果鏡法師與談時則補充，太虛大師的學生知豐曾提出僧制改革，主張廢除叢林清規，重建現代清規制度，成立能適應現代生活的律制佛學院，其焦點便在於培養適合現代生活的修行人，也成為當時改革僧伽教育的可能方式之一，但應屬當時較激進的制度方案，面臨的阻力更大。不論什麼樣的變革，理念遇到執行，總是需要面對無數的挑戰：師資不足、制度不全、政治力的介入、思潮的衝擊、日本佛學教育的影響，使得當時興起的佛學院教育，可能大多數還存在於「美好的想象」層面。但成為論壇的議題，表示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抹殺其「從無到有」的標誌性歷史意義。特別是太虛大師曾短期執教的武昌佛學院，其標誌性的想象意義可能遠大於實質的教育意義。當時受到「新五四」等思潮的影響，佛學院師生關係徹底顛覆傳統，只要是認同新思潮的學生，皆以新式學僧為自我認同，而成為整個時代青年學僧大群體的一部分，甚至集結主張罷免不適任的老師。這和太虛大師當時希望達到的教學目標，大相徑庭。然而，即使是短期存在的佛學院，即使更多以歷史想象的方式存在，仍然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 另一方面，居士教育、佛學院興起等類似的現象也再次說明，源於社會脈絡的思潮影響力，對佛學乃至僧伽教育的衝擊，幾乎是全盤甚而可能是釜底抽薪的。從國家檔案的角度，也就是政府官方記錄的資料，則可以更進一步從另一層面清楚看到宗教與社會脈絡核心——政治權力的互動關係。佛學教育是無法超越政治結構而存在的。即使太虛大師當時與政治高層關係緊密，設法藉此建立全國性的佛教教育，仍然在政治角力的情勢下無法完成，只能立於私人法律的位置，以自由辦學的名義經營。佛學教育與社會脈絡的關係，經過百年來各種制度變革興衰的梳理，最後似乎歸結為各種權力相互消長的結果。 到此為止的結論，也許貼近實際情境，卻似乎離佛學教育的精神，越發遙遠了。萬老師總結時，一語中的，他提出：「佛學知識性的論述和知識體系的話語權，總是被非佛教體系所控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佛學知識建構不夠力，才會需要不斷向其他制度體系尋求各種資源的支持」！真是佛學教育和研究者需要深切反省的軟肋。 回到我們現在所處時代的佛學教育瓶頸，或許某種程度上也重複著佛學面對時代思潮衝擊之變革能力的考驗——佛學自身意涵的多元和開放性，如何在保持原初核心精神的前提下，融入和相應於當代思想浪潮所引發的衝擊？ 同時又如何確知在融合過程中，能夠免於受到外在環境權力、壓力而沒有偏離呢？——這可能就需要對於佛法核心精神和外在社會變遷，具有同步、準確、敏銳的認識，與及時俱進的彈性適應策略！這應也是舉辦此論壇的意義所在。 綜合討論環節，因著一位國關研究中心的師姐提問，更把權力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在一陣「界內、界外」內情訊息的熱烈交流之後，又回到論壇最開始對存在危機的憂心——如何從國際佛學界重新找回漢傳佛教的知識話語權，或可說被國際認可的學術和宗教性地位？這次「近現代佛教論壇」全程的討論核心，越來越清楚地圍繞著佛教教育與時代脈絡的互動關係和各種權力消長的難題，身為全世界各地學術精英的老師們熱烈無比各抒己見，成就了這一場無與倫比的精彩！但作為聽眾的我，一直覺得少了些什麼，直到代表法鼓山僧眾的法師發言，終於點出了這一場論壇一直沒有被觸及，或者沒有被深入追擊的盲點——佛學最本質的無私奉獻、關懷眾生的真情和神聖性——是傳遞佛法精神最真切有力的載體。換句話說，學佛或修行人的人格品質為何？如何表達？從何而來？這可能是佛學教育最重要，但本質上是無法討論的命題——只能透過實修、只能像發言的法師那樣，無言卻直接地展現！It is totally beyond language! 就像楊蓓老師的總結，不論世界如何變遷，本初的發心是一切行動的根本。雖然外在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在全球性權力拉鋸的過程中顯得非常險峻，但在世界上立足或發起制度變革的終極能量場，仍然源於內在願心的無邊力量，那應該是真正的「傳承」之力——蔡董事長所擔心的傳承問題，也許不見得是某個特定的人物、知識或科技技能，或許更重要的是「所傳承的精神」，是否能夠保持不偏離又能夠順應變遷、有機成長！接近馬拉松式論壇的終點，各種外部因素的討論，相信對僧眾法師們也是非常突破性的一頁！ 以（法鼓）體系現行結構和日常作息的習慣，按部就班地運作各項法務、學務，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但也可能因此不知不覺地走入了相對封閉、例行、保守的軌道。是不是能夠從不同的高度，清楚了解所處的困境和契機；面對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衝擊，是否已經具足相當的能力應對？雖不一定需要改變什麼，但對內外界之間的張力有所認識和無所感知，可能就已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趣於不同的方向！ 透過論壇的精彩對話，同時帶領「上座部」和「大眾部」走過百年時光隧道、覺察全球格局的危機之後，仍不禁繼續問著縈繞不去的問題：現在與未來的方向何在？ 個人以為，還是在於，保持內（心）、外（界）了了分明，當下無我、無著，但善於面對變動的即時應對之中。 文：頤嵐達 圖：寶雲寺提供 |